可见，孔子及先秦儒家源源不断地从《易经》中汲取思想资源，而他们的理论学说又成为《易传》诸篇得以哲理化、体系化的源头之一。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页272。] 《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自属王者之事，然孔子既感获麟而作，则其自伤「吾道穷」，殆以己终不得为「真王」，而道不得行于当世也。
孔子又于当世大人，颇加褒讥贬绝之法，然以避祸容身之计，遂不得不为「微言」以深讳其罪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盖孔子以新法治鲁，则鲁将「一变至于道」，而成「王道乐土」矣。[郭庆藩，《庄子集释》卷5中，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465。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
「如有用我者」，天也。[汉人尊孔子，不过以为「素王」而已，后儒有所疑者，则不过以「素王」非孔子自号，而系汉儒所尊崇耳，非谓孔子作《春秋》不为「素王」之业也。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
实际上，在异的基础上实现合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漫长的自然史表明，人的出现是自然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自然可以不依赖人，但人不能离开自然。[14]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17页。[15]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
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他们在传统天人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万物一体和一体之仁诸命题，可以视为一种古典的、伦理型的共生主义。作为儒家式共生主义的一体之仁思想与欧美、日本等外国共生思想（或广泛意义上的共生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共识。
首先，具有内在的天秩天序的气化世界，是一个物无孤立之理的共生世界： 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理字尤为吃紧，反映出朱子对仁的诠释并未割断爱与仁的关系，但又与以爱训仁的传统相区别。更为重要的是，此一体之仁不局限于因孺子将入于井而萌发的怵惕恻隐之心，而是要推及与我不同类的有知觉者有生意者乃至无生意者，一体之仁的普遍性即在于此。因此，万物不只是人占有、控制、利用的对象，而是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整体性的存在，不能轻易地伤害他们。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其三，与宋儒张载、二程的一体之仁有明显区别的地方在于，阳明还强调作为个体主体的我的灵明对于天地万物本然一体状态的道德知觉与觉解，从而使天地鬼神的灵妙之处得以展现出来。摘要：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加深，共生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各界有识之士的进一步重视。若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矣，安得为天地？[21]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二程此一思想颇类老子的道论：道者万物之奥。
其次，这一具有内在的天秩天序的气化世界，蕴含着万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的共生伦理与道德意味。第三，作为道德个体主体拥有知觉与自觉状态，而且正因为具备良知的道德个体主体的知觉与自觉，使得这种万物一体才具有文明灿然的意义与意味，否则，那种缺乏人的道德意识照亮的本然一体状态或曰共生状态，是暗淡而无文明的光华。
物之初生，气日至而滋息。在这一点上，阳明的一体之仁与共生主义有着共同的指向和目标。
就思想史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许多与共生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相契合的思想因子，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如阳明说： 夫人者，天地之心。上文二程说过，人是天地万物之一物，从天的角度看没有什么特异之处。[10] 事实上，这段材料仍然强调了对和感。《仁说》是理解和把握朱子一体之仁的经典文献，在这一文本中，他综合了二程的仁学思想，提出仁乃心之德爱之理的新解释。本文无意于讨论宋明理学家对一体之仁自身内容的辨析及其论述上的异同，而是着重从共生的角度阐述宋明儒一体之仁思想与共生主义的理论相似点。
这一说明之所以能够成立，在张载那里有哲学的理据，即对一与两的辩证认识，而且他认为气虽有两两相异之形态，但其究一也。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朱理本论形态的共生主义 以北宋二程和南宋朱子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体系，也蕴涵着非常丰富的一体之仁的共生主义思想，可称之为理本论基础之上的儒家共生主义。
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方面，超越了汉儒董仲舒比较粗糙的天人感应论，可以视之为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式的共生主义。就其在当今的现实意义而言，这种政治关怀对于救治极端推崇个人主义、强调功利的新自由主义之弊病有积极的作用。
但自从有了人心的照亮（即人来看花），花的美色变得有意义起来——此即阳明所说的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19]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5页。
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39] 阳明的意思很明白，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一气流通而无间隔，但需要人的灵明来照亮这种一体共生的状态。[13] 张载：《正蒙》，《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22页。朱子云： 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四、结语 尽管宋明儒将一体之仁奠定在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基础上，并因此在具体内容和层次上展现出一定的差异，进而彰显了义理的丰富性，但是在终极关怀上实则有高度的一致性，蕴涵了宝贵的伦理价值和生态思维。
目前，中外学界尚未对共生做出严格的界定，但迦耶等学者在运用共生或共生主义时并非不注重概念的边界。就二程理学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概述这种差异。
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他一方面认为人的口鼻之欲是气之攻取本性的表现。
生物学、生态学研究的进步使得共生理论得到体系化、精密化的建构。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朱子排斥一体之仁的说法。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40]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吴光等编校，第118页。[12] 张载：《正蒙》，《张载集》，章锡琛点校，第13页。
依阳明，致良知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关键和根本所在，而且是治理天下的简易之法。[31] 再次，朱子对程氏门徒释仁训仁的致思方式作出了清晰地分判，其中就批评以万物与我为一训仁的观点。
[2] 莎伦·斯诺伊思：《马克思共生理论的意义及其生态思维》，李玲译，《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在从中国儒释道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寻求共生智慧的层面上，很多学者也已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孙国柱分析过道教、佛教的共生思想。[21]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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